您现在的位置:主页 > 香港内部精准料免费 > 正文
香港内部精准料免费

一张1949年的家具清单 浮现镇江解放初一段旧话

发布时间:2022-05-13

  记者看到,这是采用红格印刷的宣纸账册,共有四面二页,每面长为29厘米、宽为20厘米,大约相当于16开。因为年代较长,纸面已泛黄,中间下方处印着“新群印刷厂印制”。纸张上是用毛笔书写的蝇头小楷,竖行书写,字迹清秀。其最右侧为:薛蕴山家具遗留呈报清册,也就是这件纸品的题目。下面是时间:民国三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制,正好是镇江解放后的35天。

  家具清单的第二竖行分成四格,从上至下分别是家具名称、数量、现放地点、备考,类似于现在的文档表格。共有36个条目,分归三人所有。放于“魏荣庚”处的分别是三抽屉公桌、屉公桌面、牛皮睡椅、长板凳、圆脚盆、米罗、小圆(园)木桶、小尿盆、坏破锅、大铁桶、小铁桶、小孩摇床、茶几、便桶、铁炉,数量为一个,茶篮、圆(园)凳、铁铲均为两个,还有7根竹竿;放于“欧阳炅”处的分别是九抽屉公桌、四抽方桌、圈椅、衣架、木橱、小柜、茶几、银盾镜框、痰盂、方桌、长玻璃管、圆(园)凳、面盆架各一件,稻草床垫两件;放于“王德钰”处的是长靠背椅和圆(园)凳各两张。清单末尾落款为:“谨呈,镇江市太和镇人民政府,现在住户:江贺氏、欧阳炅、王德钰、香港六和开奖现场直播。魏荣庚”,四人名字下方各盖有姓名章。

  许先生说,因为这五人皆非名人,所以查了不少老史料,却根本无法查到这些人的身份。但从清单上看,有几点还是很明确的。首先“薛蕴山”肯定是富商或大户一类角色,虽然其家具品种多为平常家用,但还是有一些能表明其身份和地位的,如三抽屉公桌、九抽屉公桌、圈椅、牛皮睡椅、银盾镜框等,不像是普通人家陈设。同时,因为写着“遗留清册”,所以人肯定不在镇江,要么离开了,要么“失联”了,留下了不少家具。

  再来看,这些遗留家具归三人所有,分别是魏荣庚、欧阳炅和王德钰,其中魏荣庚超过20件,欧阳炅15件,王德钰4件。而落款的“江贺氏”一件都没拿到,但突然出现在落款首位,可能只是证明人,且此四人身份都是“现在住户”。再联想到镇江刚解放后的实际,许先生猜测,很可能薛蕴山留下一所大宅和部分家具,三人分到一些家具。

  许先生说,镇江解放之后,百废待兴。一些老百姓接受“特殊人物”资产,需要向政府“报备”,这是符合当时城市接管政策的。这张清单上的语气也说明了这一点,清单第一竖行的“遗留清册”中间特地加入“呈报”两字,而在文末也写有“谨呈”,这些都表明了对政府的恭敬,但是纪年却延用民国纪年的习惯。同时,从这一清单所列物品也可发现,即使小到铁铲、米罗、竹竿,或已损坏的破锅、稻草床垫,他们也如实呈报,也可见当年人们对物品的珍惜。

  1949年4月23日镇江解放,市军管会先后接管省、县两级党政机关及官僚资本企业、官办学校100多个,工作有条不紊,社会秩序正常。但当时反动派残余势力仍很猖獗,镇江是原国民政府江苏省会,当年4月25日,就有飞机到镇江上空盘旋、扫射。那段时间里,广大群众配合驻镇部队开展剿匪肃特,在解放后的4个多月内,破获25批武装匪特,搜缴各种700余支。解放初,市军管会、市人民政府广泛宣传“发展生产、繁荣经济、公私兼顾、劳资两利”的基本城市政策。当时稳定百姓生活、恢复国民经济也成当务之急。

  对这张特殊清单,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会员王礼刚认为很难得。他表示,1949年4月23日镇江解放,但这之后,新政权其实面临一个更艰巨的任务,就是“破旧立新”,建立一个新镇江城,当时曾把接管北京称为“进京赶考”,可见新政权面临着多大的压力。那段时间里,镇江城内有多股重要的力量在交织角力,完全可以用波澜壮阔来形容。新政权是主导性的;其次是反动派残余势力。各种势力在各类市场进行争夺和角力,新政权面临稳定货币、稳定生活用品价格等问题,而普通民众怀着对新生活的热切期盼和渴望,当时也组织了自发的工会运动等,而这张清单就是当时特定时段的一个特定产物。

  据了解,1949年4月23日镇江解放后,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,开始军管接收工作。同时,成立镇江市人民政府,辖管原镇江城区及近郊,隶属苏南行政公署镇江分署,并在郊区设区公所,下建3个乡人民政府,城区先延用旧的镇公所建制。对此,许先生认为,“太和镇”有可能就是民国时的建制,当时刚解放,应该还不会那么快换新名,但是他特地问了不少老辈镇江人,大家都表示镇江只有一个“太保巷”,从来没有听说过“太和镇”的叫法。对此,许先生也很无奈,为什么所有的书籍都没有关于这个镇的记载,他希望有更多的市民提供线索。

  许先生也将这张纸品拿给几位研究书法的朋友看,有人表达了一个观点,认为这样清秀的书法小楷应该不是市民请的写字匠所为,很可能是当年在政府部门延聘的专职写手。再仔细观察这张纸品,确实发现了更多蛛丝马迹,在第一面纸上的菜篮的“菜”字有涂改痕迹,抄录者开始写的是“茶”字,因为涂改,所以他用“魏荣庚”的姓名章在涂改处盖印,以示所属人认同。而在两页纸品的粘合处,也分别盖有四人“骑缝章”。从这些细节来判断,书写者当为文书熟手,而在抄录时四人可能都在场,且四人手中皆有印,可随时按需补盖印章。